古都会馆春秋   　　北京的会馆兴起于明代，清代达到鼎盛。明人刘侗在《帝京景物略》中写道：“尝考会馆设于都中，古未有也，始嘉隆间。”会馆始于嘉靖、隆庆年间(1522至1572年)算是一个佐证。据统计，建得最早的是明永乐时期的江西南昌会馆；建得最晚的为1936年兴建的湖北大冶会馆。 　　会馆的功能用《现代汉语词典》的注解：“会馆，是同省、同府、同县或同业的人在京城、省城或大商埠设立的机构，主要以馆址的房屋供同乡、同业聚会或寄寓”。《辞海》的解释：“同籍贯或同行业的人在京城及各大城市所设立的机构，建有馆所，供同乡同行集会、寄寓之用。” 　　会馆大体可分为试馆、行馆和仪馆。明清两朝，北京是京师之地，乃全国政治、商业中心。加之每三年进行一次会试，各地商人、学子，以及在京待命的官员云集，为方便这些人的食宿，于是设立试馆。据《北京市宣武区志》记载：“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科举考试终止，先后在京举行科考201科，全国各地进京应试的举子达120多万人次。”“每逢考期，这些会馆大有人满为患之势。”三年一次的考试，每届应试人数在六七千人，再加上随行的人员，数量可观。食宿问题就成了头等大事。所以，试馆的数量最大，占了会馆的绝大部分。试馆的房间一般较小，馆内清静，是文人聚会的好地方。北京自明清以来，不仅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也是经济中心，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商品流通的扩大，工商业更加繁盛，这些工商业者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或协调工商业务，或互相联络感情，以应付同行竞争，排除异己，需要经常集会、议事、宴饮，于是就有了工商会馆之设。这类会馆，一般都是按不同行业，分别设立，所以也叫行馆。还有仪馆，主要用于同乡旅京死亡停放灵柩之用，数量很少，一般建在城边比较偏僻的地方。 　　会馆的作用有很多，联络感情、举办团拜、解除危难、宴请做寿、婚丧嫁娶等等。各地的省、州(府)、县纷纷在京设立会馆，也就有了大小不一。省馆有安徽、福建、河南等，州级的有华州、顺德等，县级的有中山等。 　　历史上，京城的南部会馆林立。据光绪十二年的《朝市从载》记，北京的会馆有384座。光绪《顺天府志》记载，北京大小会馆有414个。这些会馆都分布在南城。除崇文区约有30多处外，其余大部分集中在了宣武区。据《北京市宣武区志》统计：“至清末民初，宣南地区170条街巷中建有会馆511处，其中明代33处，清代至民国初年478处。”在一个不大的区域内，密集了这样多的会馆，堪称为全国之最。 　　会馆在宣南扎堆儿，有多方面原因。明代，内城，即现在的东、西城也有会馆。清代发生了变化，实行“满汉分居”。内城住着皇族和八旗，汉人不得入住。这就把会馆推出了内城。东富西贵，崇文商人居多，而宣武则多为汉族的官宦，包括大学士纪晓岚这样的官员，也住在宣南。地理上，南城离考场———贡院较近。科举考试与仕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重文轻商，当然愿与官为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当时，大多进京者经卢沟桥渡口，必经广安门进京。此外，大栅栏一带商铺林立，宣南书肆较多，琉璃厂书店著名，文房四宝齐备，聚集了众多的文人雅士，文化氛围深厚。这样，文人住会馆不但节省食宿费，还方便读书交流做学问。 　　会馆的规模则因各地旅京人士的经济实力和热心程度而各有不同。大的有四五进院落和几层跨院，有的还建有聚会、宴筵的会所，祭神仙、祭魁星、祭乡贤的庙宇，有的会馆附有花园、游廊，还有的建有戏台以为聚会演出助兴之用。再加上各种附产、义园、学校等，规模就更大了。比较典型的如宣外后孙公园的安徽会馆，为同治七年(1868年)李鸿章兄弟首倡，淮军将领集资所建，规制宏大，为三路九个套院。这是省级会馆，房屋60多间，并有一座大花园。全馆占地8800多平方米。又如北半截胡同的湖南会馆，有馆舍36间，有戏台、文昌阁、客厅和集会用的场地。还有10余处附产房舍出租。此外，有义园4处、学校1所。州县一级的会馆也有大小之别。大的会馆由十多个院子组成，如安徽的休宁会馆。小的会馆则仅有一座三合院，如江西吉安惜字会馆等。 　　表面上看，会馆都是一些破旧的小平房，里面却积淀着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会馆实际上成了政治、社会活动的场所，近代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都与会馆有关。 　　绍兴会馆在宣武区南半截胡同。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1912年起住进绍兴会馆，达8年之久，写下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许多不朽之作和极富战斗性的杂文以及许多翻译作品。奠定了新文学的基石，成为反帝反封建的英雄旗手。 　　烂缦胡同的湖南会馆，为清光绪初年几位湖南籍进士集资所建。1920年2月，毛泽东来北京曾居住于此，并曾在此召开千人参加的“湖南各界驱逐军阀张敬尧大会”。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故居“莽苍苍斋”的浏阳会馆，在北半截胡同。他在这里写文章、发书信，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筑铁路、造轮船、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二十六日，清政府派兵到浏阳会馆捕走谭嗣同，不久杀害于菜市口。“戊戌变法”中同康有为齐名的梁启超住过的新会会馆，在粉房琉璃街。变法失败后，梁逃亡日本，1916年，梁在新会会馆起草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反袁世凯的《保国会章程》。梁晚年任教清华，号书斋曰“饮冰室”。他的许多著作是在新会会馆完成的。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1912年到北京，曾到珠巢的香山会馆参加集会，并曾到南横街的粤东新馆出席欢迎大会。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等组织在虎坊桥湖广会馆举行欢迎孙中山的仪式，并召开国民党的成立大会。湖广会馆始建于嘉庆十二年(1808)，总面积达43000多平方米。道光十年(1830年)重修时增设戏楼。原是湖南、湖北两省旅京人士为联络乡谊而创建的同乡会馆。自建成以来，每年于阴历正月公祭乡贤，举行团拜。两湖旅京人士云集馆中，不论贵贱，同聚一堂，杯酒联欢，并约著名京剧演员，在戏楼演出三日，霓裳同咏，盛况空前。这里还曾是清末民初政治、社会活动集会的主要场所。朝廷重臣纪晓岚、曾国藩及梨园泰斗谭鑫培、余叔岩、梅兰芳都曾在此留下足迹。湖广会馆是北京著名的会馆之一。历史上还曾是清代徐乾学、岳钟琪等人的故居。清嘉庆十二年(1808年)田刘云房、李秉和创议公建，道光年间集资重修，曾国藩又再次修建。该馆前部有戏台。中部为文昌阁，供奉司文运的文昌帝君，有乡贤祠，供奉全楚先贤，每年正月同乡团拜祭礼。还有一口据说只在子午时甘甜可口的水井。最后部分为供会议的宝善堂、供宴饮的楚畹堂和会客的风雨怀人馆。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文人会馆也就逐渐衰落。但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对北京的文化、经济、政治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北京市宣武区志》总结了会馆的意义：会馆文化的兴盛，正是来自全国各地数以万计的举子、官员、商人，将各地不同的文化带进北京。同时，又将京师文化传播到各地，促进了文化交流。 北京安徽会馆 戊戌变法策源地

北京安徽会馆建成后的用途却与京城其他会馆不尽相同，它既不是“试馆”，也不是“行馆”，而是专供安徽籍的淮军将领、达官贵人在京活动的场所，这在北京会馆中是颇具特色的。 　　会馆是北京特有的人文景观，北京的会馆历史悠久，最远可上溯到明朝，数量众多，最多时达四百座左右。不仅如此，北京的会馆还与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紧密相连。这其中比较突出的要数坐落在今琉璃厂以西后孙公园胡同中的北京安徽会馆。北京安徽会馆在北京众多的会馆中虽然建成时间较晚，但是在建筑规模等方面堪称京城各省省馆之冠。 　　北京安徽会馆修建以前，在北京只建有安徽一些府、州、县的会馆，而没有安徽省全省的大型会馆。当时这些府、州、县的会馆规模较狭小，遇有大型集会，就要借用他省之会馆，十分不便。清朝末年，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安徽籍人以军功或科举考试得富贵、功名者甚多，他们迫切需要一所大型会馆作为安徽籍人在京活动的场所。清同治五年(1866年)，由安徽籍京官吴廷栋、鲍源深等人发起倡议集资，要在京城修建一所安徽省全省的大型会馆，即北京安徽会馆。他们的倡议当即得到安徽籍京官和淮军诸将领的积极响应，并且还得到了当时的湖广总督李鸿章的支持。清同治七年(1868年)以李鸿章为首的安徽籍官员和淮军将领纷纷解囊捐款，不久即捐银三万三千三百五十两，洋钱三百一十八元。清同治八年(1869年)二月北京安徽会馆开始修建，到同治十年(1871年)八月完成。建成不久又进行了两次扩建，占地九千多平方米，这在当时京城众多会馆中是规模最大的。光绪十五年(1889年)北京安徽会馆因西邻泉郡会馆燃放鞭炮导致失火，损失惨重，大部分房屋建筑毁于火中。为重修北京安徽会馆，李鸿章再次倡导捐款，淮军诸统领与各省府州县的安徽籍官员亦纷纷捐款。重修后的北京安徽会馆较之以前更加规模宏大。北京安徽会馆从修建到扩建直至失火重修一直得到了李鸿章的大力支持，他不仅为北京安徽会馆多次捐款，而且在会馆落成时欣然提笔，写下《新建北京安徽会馆记》。会馆重修时又写有《重修北京安徽会馆碑记》。 　　北京安徽会馆建成后，楼台亭阁、雕梁画栋无不显出富丽堂皇、气宇轩昂之势，在京城会馆中堪称一绝。整个建筑分中、东、西三路，各路皆为四进共九个套院。各路庭院间以夹道相隔。会馆最北部为一座大花园，花园中有假山、亭、阁、廊榭、池塘、小桥等。中路为聚会、议事、祭祀的场所。主体建筑为文聚堂和戏楼。东路为乡贤祠，有思敬堂、奎光阁，东夹道设习射的箭亭。西路为接待居住用房，是北京城区罕有的园林式建筑，馆内建筑设计独具匠心，与南方苏杭一带的园林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建筑上独具特色。 　　在北京安徽会馆的建筑中，戏楼是中路规模最大的建筑。据记载，安徽会馆戏楼南北向，戏台在南面，后接扮戏房，其余三面为楼座。建筑采取双卷勾连之悬山式屋顶，东西两侧各展出三米重檐，形似歇山。北京安徽会馆的戏楼与正乙祠、湖广会馆、阳平会馆的戏楼被合称为“四大戏楼”，蜚声京城。清末徽班进京，三庆、四喜等四大徽班在京都立足，曾借助北京安徽会馆。同治、光绪年间，著名的徽班三庆班及名角程长庚、刘赶三等常在此演出。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谭鑫培也曾在此登台献艺。 　　北京的会馆大多是各省为解决应试举子在京食宿问题而建的“试馆”，还有一些是各省工商业者为维护自身的利益，或协调工商业务，或相互联络感情，或应付同行竞争，或排除异己等原因，为经常集会、议事方便而建的“行馆”。北京安徽会馆建成后的用途却与京城其他会馆不尽相同，它既不是“试馆”，也不是“行馆”，而是专供安徽籍的淮军将领、达官贵人在京活动的场所，这在北京会馆中是颇具特色的。据称，李鸿章等曾在此频繁集会，并接待外国使臣，北京安徽会馆又成为安徽籍京官在京活动的重要政治场所。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安徽会馆还与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息息相关。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不达之后，就“日以开会之义号之于同志”，陈炽以为“办事有先后，当以报先通其耳目，而后可举会。”于是在设会之初，先行办报，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国近代史上维新派的第一张报纸———《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在北京安徽会馆创办。康有为等人在北京安徽会馆内还创立了早期组织———强学会，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维新派的第一个政治团体。当时众多维新派的仁人志士云集于北京安徽会馆内集会演讲，共商国事，北京安徽会馆也就成为戊戌变法的策源地之一。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北京安徽会馆被德国侵略军占领，德军在此烧杀抢掠，无恶不作。1937年日军侵华，北京安徽会馆又落入日寇之手。其后会馆主要建筑又毁于失火。如今会馆现存建筑大部分改为民居，仅戏楼仍保存完好。 　　几经沧桑，多少繁华逝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北京安徽会馆早已尘封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在春日一个暖暖的午后，我来到后孙公园胡同想找寻它当年的风采，然而已无从寻觅。所幸北京安徽会馆仅存的戏楼已于1984年列入北京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现在戏楼正在修葺当中，想来不久就可以看到。 湖广会馆   　　什么是“会馆”？很简单，过去的会馆就相当于现在的驻京办事处。会馆的由来已久，据说明代永乐年间京城就已经有了像样的会馆。到了嘉靖、隆庆年间，京城的会馆达到了兴盛的程度，没准儿稍大一些的村子都有了自己的会馆。 　　会馆的功能很多，凡是来京参加考试、出差办公、观光旅游、探亲访友、经商运货的人都可以在相关的会馆内留宿、学习和工作。不仅如此，在会馆内还可以搞集会、摆宴席、唱大戏，甚至连扫墓祭祖、操办红白事都不成问题。 　　“湖广”一词在明、清时期特指湖南、湖北两地。北京的湖广会馆原为清代达官贵人的宅邸，清朝嘉庆年间改建成了湖广会馆。湖广会馆分东、中、西三座院落，主要建筑有乡贤祠、文昌阁、风雨怀人馆、宝善堂、楚畹堂和戏楼。湖广会馆的戏楼是当时京城的“四大戏楼”之一，如今的北京戏曲博物馆就建在湖广会馆的院内。湖广会馆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古迹———子午井。据说日逢子午时刻，清泉上涌，水味比平时甘爽很多，故此得名。